中国文化概论学习笔记 中国传统的日常生活文化

中国的日常生活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在创造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过程中，所进行的社会群体消费活动。它由衣、食、住、行等各种日常化的生活形式表现出来，但在本质上仍是一种文化传承活动。
    中国的日常生活文化是在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情况下形成的。早期的全民公有制并没有彻底被打破，只是从原始的公有制变成了中央集权下的“国有”、  “王有”和“社有”，这使中国人在后来的日常生活中，保留了相当的利他观念和公益精神。这种生活文化还是在氏族血缘关系没有解体的情况下演进的，因此家族和宗亲关系一直在社会历史中发挥作用，这也使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文化观极富天道人伦色彩。这种生活文化还是在农业生产经济中的奴隶制不发达，生产者始终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有一些属于个人的生产资料情况下产生的，或说更多地是在封建社会的制度下建立的。这也使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文化与众不同：既有创造性，又有依附性；个性与集体性、等级性与秩序性、平均性与民主性的

界限不大清楚，等等。

    中国的日常生活文化具有东方社会的独特形态，很难用西方文化的标准来对照。它形成了中国人自己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和传统美德，值得反思、改造、继承和发扬。本节重点介绍居住、饮食、服饰、行旅、节日等日常文化事象与文化内涵。

    一、日常生活的文化观念

农业社会的定居生活，使社会的经济形态由“采食经济”变成“产食经济”，这对中华民族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变革。它使人们不再只依赖于大自然的赐予，而是可以通过社会经济的再生产获得生活资料，创造比较丰富多样的消费生活内容。在此基础上，中国人创造了自己的衣、食、住、行文化。   

1、居住建筑的文化含义  

房子不等于文化。我们的祖先最初在建造住所时，可能是十几或上百人栖居在一起的。他们住在树上、山洞里、地穴中、临时搭建的房屋里，朝居夕迁，或者群出群没，过着公共群体生活。这时的房子只是住人的地方。随着社会的演进，群体生活被家庭结构所取代，于是出现了民居。民居为发展单一家庭提供了更多的条件。这时的房屋不仅仅是为了住人，而且要按照家的结构来布局，承担祭祀、婚姻、财产分配、权利继承、家庭义务和社会职能等诸种任务。居住建筑的文化含义是取决于这种家的结构的。  

居住建筑的文化含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居住方式、居住建筑格局和仪式。

居住方式。居住方式的选择与自然条件有直接关系。我国的居住用房主要有五种形式：半穴式、井干式、干栏式、石室、土木结构或木石结构式。南方的气候潮湿多雨，故南方各民族多采用干栏式建筑，如苗族的吊脚楼。北方的气候干燥寒冷，故多建筑土木结构或木石结构的房屋，比较普遍的是四合院。  

居住建筑格局。中国是长期的农业社会，从西周时代起，就形成了前院后屋或前园后室的居室风格，既方便生活，也方便生产。这种格局与文化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院墙。院墙是居室的外边界，一般由土、石或砖砌成。用木桩、竹子、芦苇搭建的围墙叫篱笆墙。在南方，还有以树为墙的，屈原《离骚》中的“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就记录了楚地以树为宅界的古俗。楚俗的主要传承地在沅湘流域一带，《湘夫人》“芷茸兮荷屋，缭之兮杜衡”，“罔薜荔兮为帷，擗蕙兮既张”等句，也是用来吟唱当地树藤的这种人文功能的。

院门。院门是居室的人口，标志着一个家庭的全体成员的内部认同，也是家庭与社会连接的正式通道。亲友往来、婚丧嫁娶必走正门；不然，翻墙越脊而入，或从他处穿堂入室，“不走正道”，住户必大不悦。院门也是神灵的把口，古往今来，我国一直盛行着在院门上贴门神画的习俗，传说画上的神灵立于门外，可令邪祟止息。

庭院。庭院是院墙和居室之间的空地。《札记·曲礼下》规定：“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这种规定是上层礼俗，但就其对地块空间的分割利用而言，民间也如此。居住院落的用途，一是迎神祭祖，人神相处；二是日常生活，人与自然(动物、植物、阳光、空气、水)和谐相处。缺一不可，于今亦然。庭院中最显眼的地方，其构造别具一格，用途也非寻常可比，那就是院落与居室相连接处的“审美”装饰。稍有财力的民居，在这些地方的装饰上都比较讲究。装饰的方式有泥塑、木雕、石刻、瓷瓦和凸花砖等，通常是在门楼、门墩、照壁、花坊、房檐、屋脊和门窗等地块空间处镂雕绘画，表达主人在居室建筑上建立的一种特殊对话方式。江南民居大都不肯错过这个节目。当地人在房屋的筑脊上，用雌毛脊表示家道向上，用哺鸡脊表示吉祥如意；在门楼檐窗上，用五只蝙蝠围绕一个团寿字象征“五福捧寿”，用童子坐麒麟象征“麒麟送子”，用花瓶插月季花比喻“四季平安”，用长寿花菊花象征“福寿绵长”等。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就记载过“菊花”的比喻，说：“九月九，佩茱萸，食蓬耳，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荆楚岁时记》成书于公元6世纪，到现在，14个世纪过去了，这个比喻还在流传着，而“传话”的工具，就是居室建筑本身，可见建筑的语言是活的。

我国很早就有了把居室和人伦联系起来的概念，这使居室建造和使用时，采取两种原则：一是以睡处为家庭中最为内聚的地方，如古人说，“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二是以正房为公共空间，被用来远接神祖、近待友朋。居室的这两个建筑原则，虽然是观念，但带有强制性，它维护家庭繁衍和家族的社会利益。

我国居室的室内格局，大体分睡处、神位、照明、取暖和贮藏几块。睡处和神位属于一个空间，一般不再隔离。中国的血缘家庭讲父系尊严，夫妻关系附属于父系家族制度。居住设计遵守着这一制度，把一个父系家庭视为一个睡处整体。在这种情况下，古人所说的“男女居室”，其实并非一定要同辈人住在一起，两代以上的家人也是可以合住的，这叫“伙居”。伙居处祭神，昼坐夜宿。与“伙居”相对，我国广大地区后来实行了“分居”。分居，指辈分分居，即以一对夫妻为主的核心家庭共享一个睡处单元。尽管如此，从一个完整的家庭来说，在整体布局上，还是晚辈环绕着长辈，儿女顺从于家长的。不同辈分的人分室而睡，但合住于一个宅院。

居室内的照明设施分窗和灯两类。在开窗的风俗上，南北各地互有不同。东北过去有一首“三大怪”的民谣，其中的“一怪”讲“窗户纸糊在外”，就是描绘北方开窗的特点的。灯的形制更是千灯千姿。一些农村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装上电灯，从前老人是用油灯的。油灯用麻油和菜籽油当燃料，用棉花和棉纱当油捻，置于灯盏之中，暗夜点燃，亮度极差。民国时开始有了煤油灯，分有罩和无罩的两种，亮度比油灯要好多了，但普通人家又点不起。每天夜晚，妇女紧挨着油灯，有做不完的针线活。儿童们在灯下打手势，编狗、马、鼠、兔等生肖动物，投影到墙上，开心大笑。冬季昼短夜长，农民舍不得点灯耗油，就阖家围坐在炕头上讲故事，男女老少互相看不见眉眼，你一句、我一句，谈笑风生，其乐也融融。现在能源技术发达了，电灯普及了，入夜则城乡万家灯火，再也不用一家子凑着一盏灯办事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兴起了床头灯、落地灯、电视灯、迷你灯……灯光一天天把人们带出了传统的世界，照亮了个性化的现代生活。但现代社会的节奏太快，时髦的新潮一个接着一个，当人们忽然发现失去了稳定的精神家园的时候，他们又会想起儿时的那盏明灯。

室内取暖处。它随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的不同，也有地方差异。例如，我国南方的气候相对暖和，一般民居便采取火盆取暖、暖炉取暖等方式，取暖处可以根据人的需要而流动。除非由于信仰的原因，取暖设施才固定一处，不准轻易挪动，像彝族的火塘。北方的气候相对寒冷，冬闲季节漫长，一般居室便以睡处为取暖处，有效地利用睡处空间，如上面提到的北方火炕，便能作睡觉、取暖、做饭三用。炕是北方人越冬的好帮手，还能节省能源。

室内贮藏物，分家具、粮仓等。它们占据着平常的空间，却也有着不平常的文化含义。在过去的农业社会里，经济来源为自给自足，家具是一代传一代的祖传财产，往往由结婚陪嫁而来，来之不易，人们十分珍惜。现代社会实行商品经济，家具市场比比皆是，家具不再是祖宗“传”的，而是花钱“买”的，买来的家具不再是联络世代情感的物件，而是消费的符号。这和传统的储物习俗相比，反差很大。

在住宅格局中，正房是最有中国特色的地方。以四合院为例，正房的建筑通常高于侧房，一般由家长居住。正房又称堂屋，其作用犹如中国古代的明堂。明堂是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国家大典，都在明堂举行。后世的帝王建筑仍沿袭此例，设正殿或大殿等。在一般民居中，正房是家庭待客、议事，举行红白喜事和寿诞仪式的地方，在正房内发生的各种事件对全家人来说都有严肃的意义。正房的核心部位是中堂，中堂供奉“天地君亲师”条幅，挂祖宗家谱。年复一年，在家长的率领下，一家人在此聚合，讲“修”、“齐”、“治”、“平”的人生大义，把家庭、祖先、历史社会和国家联系在一起。

居住建筑仪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居室的文化含义从盖房起就显露出来了。房屋寄托着人们的幸福、人生希望和生命安全感，于是各种住房仪式应运而生。

   选址仪式。一般认为，金銮殿(帝王之居)、寺庙(菩萨之居)和官府取正南方向，称“子午向”，平常人不能僭越。普通民居的朝向都稍偏一些，或东南向，或西南向。这种选址方式，表现了传统中国人的一种人生哲学。即房子的方位象征一种社会秩序，在一般情况下，上下阶层的居室方位秩序，是被共同遵守的，彼此有阶层差别。

上梁仪式。房子上“正梁”时，要举行上梁仪式。一般由唱“上梁诗”、“掼梁红”、“接财宝”、“掼元宝”、“吃上梁酒”等几个步骤组成。“掼元宝”是整个仪式中最热闹的场面，是带有浓厚信仰色彩的答谢馈赠。正梁是一座房子的心脏部位，只有它稳固，才能稳住全家。因此人们每每盖房，都要隆重地举办上梁仪式，表示他们对这个要害部位的重视。

贺新房仪式。新房落成后，亲友四邻要来新房庆贺，唱喜歌、赠礼品、吃酒宴、闹新居。这一习俗的起源可能与古老的“避煞”信仰有关，后来演变成了人们对美好生活愿望的寄托。喜歌的歌词不外道喜念福、祭祀后土、歌颂鲁班、追怀祖先和恭喜发财之类，表现了农业社会的群体心理。

使用家具的仪式。居室内的睡处是一家人的内聚之处，从前人们也把祖传的家具放在这里，既当家产，也给以祭拜。用处最大的是床，人们往往围绕着它，欢唱婚礼曲《撒帐歌》，表达传统家庭对人口兴旺的愿望。明代的《清平山堂话本》中收有——篇《快嘴李翠莲记》，写了新婚的翠莲与丈夫拜堂后，听候婆家撒帐的情景。

祭灶仪式。灶台是居室内第二个兼用于生活与祭祀的设施。中国人信仰灶王，奉之为家神。平时，人们在灶台上供神龛，两边贴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横批是“一家之主”，给了他一个永不退休的地位。到了年旧历腊月二十三，全家举行祭灶仪式，吃灶糖、唱《祭灶歌》。过去祭灶，反映两大基本社会问题：吃饭和治病，今天人们的生活和观念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搬迁仪式。从前中国人盖了房子就扎了根，轻易不搬家。但在特殊情况下，如遭受了战争、疾病或别的什么家庭不幸，还是要搬家。这时的搬家，就成了免灾仪式。在我国各民族中，凉山彝族的搬迁仪式，堪称之“最”。据统计，在传统社会，那里每家平均迁居十次以上者为多数。这种搬迁蕴涵着宗教与历史意义。

在现代中国社会，住房逐渐商品化、市场化，一些传统的居住建筑几近消失了。但值得研究的是中国的居住观念，如中国人怎样把居室建筑与人生幸福、财富和运气联系在一起，怎样把房梁、门、床、灶等私有空间与社会的公共空间关系相协调一致，怎样通过历史回忆的方式把建筑的含义告诉后代，等等，这些都需要思考。

 居住方式、居住格局和建筑仪式能把居住建筑定义为文化，能使居室因人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而变得与众不同。就是到了高科技的现代社会，这些居住传统，还能引发社会对普通人住房的信息和资料的重视。高科技总是扎根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

2．饮食习俗的文化底蕴

饮食习俗，既是构成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个要素，也是考察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方法。从中国文化史上说，研究饮食，就是研究在中国文化的系统内，人们吃什么和怎么吃。

(1)饮食烹饪技术和传承

    烹饪，也称熟食制作，包括烧、烤、蒸、煮技艺。它能把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不能食用的原料加工成食品，提高了人们利用生态环境的比率和生存能力。我国在周代已能运用烹饪技术。据《周礼》记载，当时设有“烹人”之官，负责“水火之齐”，即专管掌握宫廷熟食制作过程中的火候和水量。周代宫廷的两件大事是祭祀和吃饭，传说可供祭祀的时令食物有120种。要把这么多的宫廷食品都加工得恰到好处，能符合统治者敬天祭地的至高要求，这说明周代上层社会的烹饪已达到了很高的技术水平。

    我国广大地区和不同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也都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烹饪技艺。就八大菜系来说，仅配料一项，便堪称一绝。鲁菜善用清汤、奶汤制菜，菜品以清鲜、脆嫩著称。湘菜取用湘江流域、洞庭湖区和湘西山区的特产下料，油重色浓，味道酸辣、酥软、微甜。闽菜素有“一汤十变”的美称，擅长以海鲜入菜，淡爽可口。川菜号称“一菜一格、百菜百格”，调味品多样而复杂，有五香、宫保、家常、姜汁、陈皮、蒜泥、豆瓣、白油、怪味、麻辣、酸辣等十几种。烧出的川菜，据传有“七味八滋”：七味，指酸、甜、麻、辣、苦、咸、香；八滋，指干烧、酸、辣、五香、煸、怪味、麻辣、红油。多少年来，川菜在中国菜中的地位一直很高，其中不乏高超的烹饪技术的原因。其他几种菜系，也都风格突出。俗语说“南甜、北咸、东辣、西酸”，是民间人士对中国烹饪的地方差异的扼要概括。

现在中国人把地方烹饪中的精品叫“特色菜”，把乡土气浓一点的，叫“名特小吃”。各地的美味佳肴，不胜枚举。著名的像天津的狗不理包子、贵阳的龙虎斗、福建的佛跳墙和山东的灯影牛肉等。灯影牛肉的肉片，形宽而薄，据说薄得可以透过灯影，有皮影戏的效果，味道香辣回甜，酥美化透，深受食客的欢迎。

    在我国，各地各民族的烹饪技术与文化互相交流，还发展出一些新菜系。北京菜的出现，即是一例。北京作为首都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元代以来，由于北方游牧民族曾居统治地位，对北京的烹饪配料和饮食结构都发生了重要影响。元代的蒙古族统治者喜食羊肉，当时北京人吃羊肉的风气就很流行。元代有个忽思慧，当过太医，他写了一本书叫《饮膳正要》，记录了元代的食谱，其中羊肉菜占80％。直到现在，在北京的饮食中，涮羊肉还是最富特色的。自清代以来，满族贵族入主北京。满族喜食猪肉，使北京的食风又为之一变。所以，从清代起，在北京的饮食里，是猪羊并重的，至今烤小猪、烤乳猪都是名菜。明清以后，北京又是全国各地的士大夫的云居之地，跟随他们而来的是各地的厨师。对北京菜影响较大的是鲁菜，鲁莱喜用葱香味的特点，为京菜所吸收；其次是江浙菜，重甜淡味；还有淮阳菜，重色泽。它们的特点，也都被融人了京菜，形成了北京菜南北合璧的新风格。其名牌产品是北京烤鸭，它以北京自产的填鸭为原料，以江浙风味的甜面酱做调味品，以淮阳风格的烧烤技术烤制，再配以鲁菜风味的生葱和荷叶饼，熔各家之长为一炉，颇反映了北京菜的历史渊源。

    中国烹饪的胜境，是色、香、味、形俱全。一道美食，讲究起来，能使人的耳、目、口、鼻、身五官的感觉，一齐得到美化。特别是那些传统的节庆食品，不但要好吃，还要赋形，即人们在食品上添制了花鸟虫鱼飞禽走兽等各种吉祥物的造型，把充饥的食品变成了巧妇俊男的手工艺品。在这时，一个个普通的中国人，就不只是在烧菜做饭，而是要在精神世界里面有一番作为了。

    (2)饮食的文化观念

    什么是中国长期流传的饮食观念呢?它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民本思想。饮食，是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的组成部分；足食，是让国民吃饱，是传统社会稳定秩序的—项国策。在这种背景下，历代都把粮食和吃饭当做基本的社会问题。

    节约粮食。勤俭节约，是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节约的重要内容，是节粮。古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是一首通俗的劝善歌，劝人不要浪费粮食。但古人说的节约，是从爱惜劳力的角度讲的，“粒粒皆辛苦”，指的是劳力的辛苦。今人说节约，更强调爱惜自然资源和全球环境，这是古今思想的差别。

    人格教育。在世界许多民族的文化中，家庭教育是从餐桌上开始的。中国人利用饮食的机会培养志向、观察人品，甚至把饮食观与人才观联系起来，这是中国人所独有的。例如，在汉语中，把享受先人的荫庇叫“食德”(《易·讼》)，把玩物丧志叫“饭坑酒囊”(王充《论衡·别通》)，把庸碌无能叫“饭囊酒瓮”(颜之推《颜氏家训·戒兵》)，把不劳而获、饱食终日叫做“脑满肠肥”(纳兰性德《纳兰词》四《念奴娇·宿汉儿屯》)等。人要成才，就不能贪吃，必要时，还应经受饥饿的锻炼，叫“饿其体肤”，以期在品格修养上达到超越常人的境界。儒家历来主张回避各种享乐的诱惑，提倡通过节衣缩食，树立克己利他的人生观，这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有深刻的影响。

    食疗观。上面讲到忽思慧的《饮膳正要》，里面就写到了饮食卫生。中国人很早就懂得了饮食与养生的道理。中医认为，人要以五谷养气，食肉多，则食气为肉气所胜，会破坏内脏的平衡，导致疾病的产生。我国古代食谱大都强调要节制饮食，以君对臣的燕礼为例：设在堂上东边柱子西侧两尊方壶，饮酒时用音乐助兴，宾主敬酒与回敬酒许多回合，但被宴请的臣子回去时，必须退下台阶下拜，当奏乐的人为他敲钟送行时，还要把带来的肉脯赐给敲钟的人，以此表示自己饮酒是适量的。这就是节制。古人把对宴饮的节制当成一种礼节，是把它视为一种严肃的社会规范的。在饮食健康上，中国人讲究选择食物和食法。比如食粥，就曾被认为是简易方便的保健疗法。南宋陆游还专门作过《食粥》诗，诗曰：“世人个个学长年，不知长年在目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孙思邈在《千金方》中也提到了食粥疗法。总之，食疗的思想，是强调在进食和人体之间保持平衡，在生理和文化之间寻求平衡。什么事情都不要过分。这种思想，实在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写照。

    (3)饮食文化的群体实践

    饮食文化，从本质上说，不是指这个人与那个人在餐饮上应该做出哪种选择，它指的是隐藏在人们心里的东西，如共同的历史背景和民族文化的基础；指的是人们在这方面连续重复的群体实践。我国的群体饮食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仪式饮食。许多传统的信仰仪式都有这么一套程序，既供奉食品，又唱诵经词，这类饮食又称信仰饮食，由来已久。传说明代小说《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发明了用馒头祭祀的方法，唐宋明清的笔记杂纂也都记录过这类故事(宋高承《事物纪原》，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据《周礼》和《仪礼》记载，食品祭祀，在先秦就有了。当时的王公贵族称这种仪式饮食为“馈食礼”。《周礼春官大宗伯》注：“馈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备也。”秦汉典籍还记载了仪式饮食的多功能性：除了祭祀，还用于军事、政治、外交和人生仪礼。人生仪礼饮食一项，包括红白喜事和寿诞庆礼，民间延续至今。

    阶层饮食。饮食是受经济条件限制的。在古代汉语里，把上层阶级尊称为“肉食者”，把底层庶民鄙喻为食“菜”者，反映了饮食的阶层性。明代通俗小说《水浒传》讲农民英雄饮食的套话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不说吃“菜”。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集团从吃“菜”阶级跳到吃“肉”阶级的突变，看出他们确实“造反”了。明代小说《金瓶梅》受《水浒传》的启发而写，主要表现市民阶层的生活习俗，其中对中层阶级的饮食描写十分丰富，如写的点心有四五十种，还写了来旺媳妇的拿手菜“烧猪头肉”，应伯爵做的“红糟香拌鲥鱼块”等，并介绍了一些烹饪食谱。据分析，《金瓶梅》写点心格外突出，与当时的市井生活需求有关。商人来去匆匆，行踪不定，小吃点心最适合他们的口味。因为小吃多为成品，随来随吃，携带也方便。《金瓶梅》提到的许多小吃，如“果馅凉糕”、“黄米面枣糕”和“艾窝窝”等，至今在北京还极为常见。

    节日饮食。春节的饺子、十五的元宵、中秋的月饼、腊月的八宝粥，它们在中国人的传统生活中，都是只有过节时才品尝的特殊食品。节日有狂欢性，过节吃这些食品，能体现群体之间的分享、庆祝、纳吉、驱邪、竞赛、交换和沟通行为，凝聚着多种平民精神，平常是做不到的。节日饮食有各种讲究，分行为的和观念的两种。行为上的讲究，是强调全家围坐在一起吃节日食品，民间还伴有相应的祭祀仪式，有的是敬神，有的是祭祖，这些行为源远流长。从观念上说，节日饮食的讲究更多，如除夕的年夜饭，从准备材料到吃，一道道手续，大都含有象征意义：如包饺子的人，要把皮和馅都剩一点，称“留余头”；做菜要有“鸡”和“鱼”，表示吉庆有余；烧菜要有芹菜，表示一年勤快；上菜要上十二种，表示对来年十二个月的祝福等。

    民间组织饮食。中华民族虽然是美食民族，但有时饮食带有特殊的宗教意义。在这种时候，吃饭是一种带有神圣性质的“工作餐”。在办庙会、过善会时，这种饮食活动大多出现，有时饮食还有民间习惯法的功能。一顿饭，能顶一个合同，家庭村落的矛盾，能在饭后一笔勾销。但这种饮食的局内性很强，不准外人插入。地处湘黔边界的侗族，每年四月八过“乌饭节”，出嫁的女儿在这一天要回娘家，和村里的姊妹一起吃乌饭，吃饭时还要讲一种与众不同的语言，叫“姑娘话”，内容对别人保密。

    待客饮食。好客，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美德。中国人表白友谊的一种热情洋溢的方式是请客吃饭。西北边疆的哈萨克人，每当亲友到来，都要宰羊款待。为了表达主人的诚意，主人在宰杀之前，要把羊牵到客人面前看一看，说一番美好的祝词，得到客人的许诺，主人才把羊杀掉。如果客人坚辞不就，主人还会反复说服客人，直到客人点头默许为止。羊肉经过烹调，盛在盘里，端上了席，主人会将煮熟的羊头放在肉盘上，将头的嘴朝向客人一边，表示尊敬。这时，主人要求客人用小刀先割去羊头上的两腮肉吃下，客人照办，主人感谢客人的赏光。主人再割下耳朵，递给家里的儿孙，让他们先吃，表示听话和尊重长辈。然后在座的其他人才能动手吃肉。汉族待客，也有一套礼貌的做法，主人要不断地为客人夹菜、劝酒，希望客人宾至如归。

    馈赠饮食。提食馈赠，亦为一俗，从先秦起源，到现在还有。在我国，逢会友宴客、华诞祝寿、节日喜庆等场合，人们少不了赠送食品表达心意。但是，过多的送礼，也会成为负担。据《二续金陵琐记》下卷记载，明万历年间，南京文人周晖在除夕前一天外出访客，行至内桥，见兵马司前手捧食盒的人，挤满了道路，造成交通堵塞。上前一问，方知“中城各大家致兵马司送节物也”。当然，对于身居要位的权贵们来说，拎几个食盒，何足道哉!但明代官俸最薄，如果让官吏们都自掏腰包送礼，那样倾囊馈赠足以让他们顷家荡产。可见，铺张浪费者主要使用公款吃喝，此举不仅使贪风大炽，也使社会风气恶化。

    在我国，饮食文化也处在不断变化的状态中。20世纪50年代后期搞大食堂制，一度取消了饮食文化的发展空间。60年代以后，国内的复合家庭居多，一家老少三代共同进餐，老年长辈最能恪守饮食传统，并对晚辈的饮食形成制约。80年代以后，核心家庭增多，两代共餐的现象比较普遍，年轻一代对选择饮食，更倾向于方便快捷，平时吃自助餐的多了。但逢年过节，人们还是要向中国的传统饮食文化回归。

    3．服饰习俗的文化标志

    服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种独有的创造和技巧。但要想发现最早的服饰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世界各国的学者都注意服饰产生的基础。研究结果表明，服饰起源于双重性格，第一重性格是实用，第二重性格是装饰。两重性格的顺序不能颠倒。服饰的构成要素是质(原料)、形(样式)、饰(佩戴的饰物)、色(颜色)和画(图案)。服饰的双重性格，是由这五种要素体现出来的。

    服饰的形制有四种基本类型：第一，衣着。最基本的是上、下，衣、鞋、袜、帽是相对次要的。第二，附属装饰品。如头发上的夹、簪、钗、梳，耳朵上的耳环、耳坠，颈部的项圈、项链，胸部的胸针，腰部的腰佩，手臂的手镯、戒指，脚部的脚铃、脚环。第三，人体自身的装饰。如发式、镶牙、束胸、缠足、纹面、画眉、描唇、涂指甲。第四，带有装饰性的生产工具、护身武器和日用品。如各种佩刀(餐刀、水果刀、腰刀)、背兜、挎包、手提袋、荷包、钱包、香袋、折扇、鼻烟壶和烟袋杆等。

    在不同社会的文化背景下，服饰还承载着环境、生理和群体心态特征等千差万别的信息。中国服饰的性格、要素与形制，与这些信息相组合，构成了中国服饰习俗的文化标志。

    (1)自然范围内的服饰文化标志

    它包括服饰的环境标志、性别标志、体型标志、年龄标志。

    环境标志。中国服饰与文化的关系，首先是人适应自然环境的关系。我国东西南北地理环境差异很大，服饰的单、夹、皮、棉各有地理要求。青藏高原气候多变，温差明显，藏民的半皮牛单服饰就很适合地区特点。季节差异也是一种环境因素。湖北清江水畔的土家儿童服饰随着季节的更替而交换。例如帽子，小孩春秋两季戴“紫金冠”，夏季戴“冬瓜帽”，冬季戴“狗头帽”和“风帽”。通过服饰，可见长辈护佑晚辈的亲情。

    性别标志。原始服饰已有性别差别，男女各自遮蔽性器官部位。中国传统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服饰的含义被阴阳五行学说所附会，男为阳，女为阴，天为阳，地为阴，光为阳，暗为阴，所以古代男子的服饰色调鲜亮，女子的服饰相对暗淡。至今服装制作讲胸围、臀围，仍体现了性别标志。

    体型标志。指高矮胖瘦等人体条件。古代瘦官穿棉袄，起垫肩作用。垫肩使人精神，插肩使人苗条。胖人穿竖条图案，瘦人穿横条图案，起到服饰与体型的互补作用。

    年龄标志。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的服饰有年龄组的标志。但就一般情况讲，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们，有穿不同样式服装的习惯。婴儿宜穿毛边衣服，不伤皮肤；老人喜穿宽松衣服，悠然闲适；年轻人着装随意，显得潇洒自然、青春活泼等。这里有生理原因，也有心理原因。

(2)人文范围内的服饰标志

    它包括服饰的信仰标志、阶层标志、礼仪标志、政治含义、职业标志和审美标志等。

    信仰标志。我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服饰图案，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自然崇拜的信仰，描绘着古老农业国度的神话传说故事。有的出于图腾信仰，如盘王瑶的服装；有的表现自然神信仰，如汉族皇帝的龙袍，象征着最神圣的动物灵魂，是封建帝王作为“真龙天子”的最高男性权威的标志。汉族服饰中的龙、凤、麒麟等图案象征至尊至贵。天体和云霞等自然现象的图案象征吉祥。南方女子有簪花、插花的习惯，原来都有镇邪驱祟的用意。信仰一般具有民族特点，民族服饰因此是各民族自我认同的一种标志。

    阶层标志。随着社会制度和社会等级的变化，身份的尊卑、地位的高低，都在服饰上有所显示。鲁迅在小说《孔乙己》中，描写主人公孔乙己出入咸亨酒店，必穿长衫，坚持在乡下人中间突出自己的读书人身份。他瞧不起站在柜台外面的布衣百姓，因为那种装束标志他们是没有读过书的穷人。封建观念带来了服饰的阶层性，黄色衣服成为皇家的标志，紫色衣服成为达官贵人的标志，灰色蓝色衣服成为平民百姓的标志，“葛麻”与“丝绸”成为贫富的标志，长袍马褂成为文人学士和有身份的人的标志，短衣麻褐成为下层苦力的标志。

仪礼标志。我国传统的人生仪礼，把换装当做一种重要的人生标志。在这些仪礼中，最重要的是诞生礼、成年礼、婚礼和丧礼。四次重大仪礼进行四次换装仪式，每次换装都以不同的方式，标志着个人与社会相融合的含义。诞生礼的换装，由家长给幼儿挂上银圈玉锁之类的饰物，表示把幼儿的魂魄锁在体内，从此长命无恙。成年礼的换装，标志个人经过家族和社会的认可，步入成年阶段。传统汉族男子的成年礼叫“加冠”，也称冠礼。冠就是穿礼服时戴的一种帽子。首先有加缁布冠，其次加皮弁，最后加爵弁。加冠之后，方可用字、号。女子的成年礼叫“加笄”。笄是用来束发的簪子。女子从此换发作结，表示成熟，要拜祖先、父母，还要由父母教导侍奉舅姑尊长之礼。婚礼的主要功能是建立夫妻关系，繁衍后代，延续家族。我国婚礼喜用红色，红色是血的颜色，代表性能力和血亲生命的世代传递。婚礼上新娘一律着红装，新房内外几乎全部用红色装饰渲染喜庆。丧礼中最能传达中国人敬祖收宗观念的是丧服。丧服的种类体现了一套严格的区分亲疏贵贱关系的丧葬等级制度。我国古代的丧服称为“五服”，指斩缞、齐缞、大功、小功、缌麻五种服制。斩衰，因不许缝边的粗麻布丧服而得名，由儿子为父母服孝，妻子为丈夫服孝，未出嫁的女儿为父母服丧时穿戴，服期三年。齐衰，用粗生麻布制作，剪断处缉边，此丧服为祖父母服孝一年，为曾祖父母服孝五个月，为高祖父母服孝三个月。大功，以大功布做丧服；小功，所做孝服比大功布的丝缕稍细；缌麻，在丧服中分量最轻。大功、小功和缌麻三种孝服的服丧对象，比前面两种的关系疏远一些，穿丧服的时间也比较短。五服丧制以麻布的粗细来标志家庭成员的地位，强化了丧葬仪礼的伦理意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五服制维系着九族制的家庭体制，强有力地控制着封建社会的社会基础。

    政治标志。服饰还往往敏感地反映着社会的政治体制。古代统治者在建立政权时，大都要制定相应的服饰等级制度。古代完备的政治制度是包括服饰制度的。唐初政权稳固后，曾颁布“武德令”，规定上至帝王后妃，下至文武百官及其妻女的全部服饰，条款十分详细，对巩固唐代的封建宗法制度起了重要作用。我国历史上的服饰改革，也多与统治者的移风易俗措施有关。隋、唐时期多民族服饰的融合，体现了政治清明、外交开放的恢弘气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之后，剪辫子和穿中山装，成为“咸与维新”的象征。新中国成立后，衣服颜色基本上是全国一律的灰、蓝二色，象征着“思想一致”的政治倾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服饰的多姿多彩，并形成接踵而至的时装潮，国民无不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气氛。

职业标志。社会分工促进职业的发展，服饰依从职业的便利，并随之复杂化。工匠有工匠的服装，商人有商人的装束，僧侣道士等职业宗教人员各有其专服。我国很早就有文、武职之分，相应地也产生了文臣武将、学生士兵的各不相同的服装。另一方面，职业服装有时也产生非职业化的趋向，我国当代流行服饰的一些种类就与此有关，如运动服变为休闲服，猎装、摄影装变为时装等。

审美标志。我国农业社会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审美观念，如稚拙美、古朴美、单纯美和自然美等，无数文人雅士都曾把它们作为田园理想的吟诵对象。上层审美观与下层审美观有对立的成分．但也有相互交叉的成分。但不管怎样，中国人不可能走向非功利性的纯审美、纯装饰，中国服饰因此也不可能脱离本民族服饰的自然性格和人文标志。

4．交通行旅的文化心结

交通行旅是伴随着人类迁徙的脚印、生产运输的路线和彼此沟通的需要发展起来的。从徒步跋涉到海运空载，中间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在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文明的发达程度，是可以用它的交通发达程度来衡量的。但人们出行，有时也会别有一番心思。中国人习惯上把家庭看成是生命与安全的庇护所，把家庭住宅所在的地点看成是人生依恋的故土，所以一旦离开家门或故乡外出旅行，又会产生不安全感。因此，我国的交通行旅文化就显示了复杂的内容，它既跟踪着民族文明前进的足迹，也表现了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种种文化心结。

    (1)交通设施的习俗传承

最初的交通设施是陆路，它是人类沿着狩猎、采集的固定路线开辟的。在《周礼》和《尔雅》等典籍中，已有了对各种道路的称呼，如《周礼·地官·遂人》把大小不同的道路分为五等，分别称为“径”、“畛”、“涂”、“道”、“路”等。据东汉学者郑玄解释，“径”是能通过牛马的兽路，“畛”是能走牛车的道，“涂”是古代八尺宽的标准路，“道”十六尺宽，“路”二十四尺宽，也都是标准车道。这是根据路面的宽窄对道路所作的分类。此外，古人还根据环境和地貌的差别对道路加以区分，并通过汉字部首表达出来，如山野田间之路，多“从足”、“从止”、“从阜”、“从田”，把这种小路称“蹊”、“歧”、“阡”、“陌”、“畛”等；城邑中的道路，多“从行”，用“行”字为形旁的专名都是城邑中的通衢，今天所说的北京的胡同、上海的里弄、湖广的巷道等，都是这类城市道路名称的历史遗存。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实践中懂得了直路近、弯路远，平坦的道路易于载重快行的道理，渐渐修建起一条条直而平的路。秦统一中国后，推行车同轨的制度，这对于修筑交通大道、发展运输十分有利。我国大西北的丝绸之路，大西南的巴蜀栈道，都是古代著名的陆路交通工程。

    陆路经常被水域隔断，人们便开路建桥，或开辟水路来连接和延伸陆路。历史上各种水路的发明，充分展现了古代民众的智慧。曾在黄河上发挥枢纽作用的浮桥，在长江上穿梭往来的航船，西南各省的索桥、风雨桥，南北各地的石拱桥、木板桥、石板桥等，都曾为我国的交通民俗史册增添新的篇章。

    (2)运输工具的习俗传承

    早期的运输工具以挑担为主。当一人不胜负载时，人们发明了二人抬，乃至三人以上合作的新工具。另外，还要归功于由狩猎所带来的动物的驯养。特别是大牲畜，如牛、马等，可供人骑用，于是它们也成了真正的交通工具。今天我们从各民族的交通传承中，还能找到这类交通工具的遗迹。东北的赫哲族人，在北国冬季到来的时候，使用狗拉爬犁。爬犁用两根硬质鲜木撅成两头翘、中间平的底板，再横定木板、铺上柳树条子做成。爬犁既可坐人，也能载物，每个爬犁视其大小，配驾几只或十几只狗。在冰雪封路，车马难行的时候，狗拉爬犁正好大显身手，一天可奔驰200多里。在元、明两朝，狗拉爬犁还曾是官方的交通运输工具，当时官府在北方设立的狗站竟多达50多个。

    车的发明比较晚。传说黄帝是车的发明者，所以他的名字叫轩辕氏。商周时期，车的制作已经相当进步。最初的车是木轮车，俗称“大轱辘车”。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草原的“铁勒”部落，曾因“车轮较大，辐数至多”，被称为“高车部”。现在在黑龙江省的达斡尔族聚居区，还可以见到这种高大的车，当地称“草上飞”。它的车轮直径达四五尺。由于轮子大，便于承载，又可防颠，所以无论高山荒野还是草泽沟壑地带都很适用。达斡尔族人赶着一排排的大轮车，带着他们的活动毡房，游走、放牧，或在中俄边境搞长途运输，世世代代，习以为常。

    在封建社会中，车舆与服饰一样，有一套等级森严的使用制度。天子与后妃乘坐一种富丽堂皇的大马车，叫“路"；士乘栈车，是用竹木编制上漆的一种车；大夫以上的贵族乘的车称”轩’’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舆轿，到魏晋时代，舆轿成为统治者的日常代步工具。明清以后，轿分为官轿和民轿。官品不同，身份不同，乘坐的轿子的质料、装饰、轿夫都不同。电视连续剧《宰相刘锣锅》里的刘镛所乘的轿子是一种上乘官轿，又称绿呢大轿，这种轿的轿衣由绿色呢料制作，四人抬行，内径较大，圆拱形顶，有锡制铸花的，沿轿顶四周，垂下六寸长黄色的丝线穗子，外表和内间都很阔气，乘坐者都是有功名的官员。民间只有在婚丧嫁娶时才可以用轿，结婚用的称“花轿”，丧葬用的称“素轿”。

水路交通工具是船。船的前身是木排、竹排、葫芦和革囊等，它们今天仍在使用。如黄河上的羊皮筏子，西藏的牛皮船，南方的木排，宁夏、青海的牛皮囊等。

桥也是水路交通工具，所谓“遇水架桥”。我国南北各地的独木桥、木拱桥、石拱桥、风雨桥、溜索桥、藤索桥、铁索桥等，形式多样，它们都在当地的交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3)交通行旅行业的习俗传承

    由于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日趋繁荣，我国传统的交通行旅行业分工也越来越细，像陆路上的各种车把式、脚夫、轿夫，水路上的船家、筏子客，各重要交通站口和码头的店家、脚行与牙行等。他们在业务方面都有各自的行旅规矩、范围、行话、信仰、禁忌和技艺传承等一系列行业习俗，形成了各自的操作规范。

    行旅规矩。传统观念认为，行旅途中的安全是由神掌管的。这种神称路神，也叫道神、行神等。因此，旧时启程必须先择吉日俗语说“三六九，往外走；二五八，好回家”，说的是逢农历每月的三、六、九日出门吉利，是黄道吉日；二、五、八日不宜离家宜归家，以防不测。在鲁西南一带，直到现在，有的铁路乘务员都知道，每到农历三、六、九日，车上一定特别拥挤，乃至于影响车辆的调度，要在这些日子里加挂车厢，才能缓解客流。江浙地区的老百姓过去凡出远门，临行前要洗脸洗手，在祖先堂前和灶前分别烧香，并跪下说明自己的外出地点、目的及返回时间，请求祖宗和一家之主的灶王保佑平安、事情办的顺利。如果赶上正月，又是一年中的第一次出远门，还要在走出门后点燃一挂小鞭炮，边走边放，叫“高升炮”，开路去恶气。出门前还要“吃吉利饭”，但不能喝粥，因为粥俗称“糊嘟”，谐音“糊涂”，怕出门以后糊糊涂涂，吃亏受罪。

    行业范围。江浙的船家摆渡，有两个说法：外地人乘船过河、过湖的收现钱。上船时不要钱，待船行至河或湖的中央，再停船收钱，有钱的给钱，没钱的折物顶钱。实在没钱的也不强求。但本地人乘船过河，无论往返多少次，也一律不收钱，等到每年夏、秋两季庄稼收获时，船家再到农民家里收取一定数量的粮食，作为补偿。农民多有多给，少有少给，叫“自己不绝自己路”。

    信仰禁忌。江浙水运习俗，新船造好之后，船工要在船头烧香上供，祭谢鲁班祖师，接着放鞭炮送神，然后新船才能下水。这种仪式叫“做顺风”。船只启行时，各船之间必须保持沉默，不打招呼，以防说出不吉祥的话来影响途中安全。江面行船，如有鱼跳上来，应马上放回水中，不可食用。传说鱼虾是龙王的亲戚，行船靠的是龙王保佑才能平安顺利，如果连龙王的亲戚到来都不尊重，那就对不起龙王，可能招惹灾祸。

    行业技术。过去的轿夫行，人人身体健壮，训练有素，步伐协调，行动默契。轿夫抬轿时，因为轿后面的轿夫的视线被轿子挡住，看不见前面的路，为防止滑倒，需要轿前的轿夫的提醒，这就形成了他们的一整套操作技术。如早年北京的轿夫，前面的轿夫喊一声，后面就重复一句，以示知道了。前面喊“左门照”，后面应一声“左门照”，意思是左面有障碍物，要当心。前面喊“右蹬空”，后面应一声“右蹬空”，意思是右边有坑，要注意。有时前呼后应的内容也有所不同，如前面喊“右边一朵花”，后面回应“看它莫踩它”，意思是右边有一堆马粪，别踩在上面。

    交通行旅习俗反映了中国人出门在外的不安全感。在没有飞机的时代，人们认为乘船的风险最大，因此也格外小心。所谓船上不能说不吉利的话等禁忌，是在诉说人的担忧，也在祈求超人力的神灵来“保驾护航”。它们更多表现了人们对自然神的敬畏心理和祈求心愿。

    交通行旅习俗也反映了中国人与家人分离的孤独感。行旅谚曰：“一人不上路，二人不看井。”意思是出门最好结伴而行。水运行业都有结帮运输的习惯。大船至少四船一帮，一般船为六船一帮。在航行途中，合帮各船互相配合，共同前进。在这个意义上讲，结伴合伙亦为良俗。

    前面提到的江浙船家还有一条行规，叫做“有钱没钱都过河”。在当地，外来人搭船随身没带钱，不许强要；本地人当年交不起船费的，来年照样乘船。这种传统的互惠行为，表现了中国人对人的亲热和温厚。

    二、社会组织的文化聚合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体现人们生存与生产活动的基本组织形态是家庭和区域社会，它是人们繁衍发展的自然单位，也是个人与群体取得社会化资格的文化认同单位。文化认同的渠道，包括家庭和社区的群体活动等。

    1．家庭结构与家庭管理的文化要素

    家庭指共同居住、经济协助、有血缘关系的社会集团。家族是由出生和婚姻形成的亲属关系，里面包括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血缘关系是由出生形成的纵向谱系性纽带。其中，男性以自己的出生为准，追溯个人与祖先的关系称父系；女性以自己出生为准，追溯个人与祖先的关系称母系。姻缘关系是由婚姻形成的横向亲属纽带，也是缔结婚姻的男女双方的血缘关系的结合。我国传统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重心的家族体系，姻缘关系服从于血缘关系。

    家庭成员的地位在血缘关系中寻找，具体又可分为血缘九族制和血亲五服制两种。血缘九族制，即以本人为基准，向上、下各推衍四代，共九代，为九族。九族是传统中国最典型的家族制度，也有的以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为九族。血亲五服制，即以本人为基准，向上推四代的直系亲属称祖先。孝祭有严格的规定，五服以内是近亲，五服以外不是亲族，是同宗。

    在中国传统的混合家庭中，男性成员归属家族的男性集团，女性成员归属家族的女性集团。孩子不属于夫妻，属于家族。家庭的寝室以夫妻为单位，但家庭成员的地位却要到家族中去寻找。所以在《红楼梦》中，宝玉挨打，能替他解围的，不是王夫人，而是贾母。贾母是贾府家族集团的权威，说一不二，王夫人只是贾府姻缘集团里的附属成员，无法操纵宝玉的命运。

    家庭成员的作用也是由血缘家庭决定的。在血缘家庭中，以男性为中心进行权力的传递和财产的继承。家长的社会地位及权力由长子继承。历代封建皇朝以此为正统，民间也大体如此。虽然也有幼子继承的事例，但往往引起权力纷争。《左传》所记的郑伯克段于鄢的史事，讲的就是弟弟继位，但被兄长打败的故事。

    中国家庭管理的文化要素主要有：

    字辈谱。这是一个记忆性的文化链，可以把家族成员的传衍系统跨时空地记忆几百年、上千年。字辈谱的构成，与中国姓氏的叙述传统相一致，一般用家庭成员姓名的第二个字象征辈分，第三个字象征夫妻意识。毛泽东的名字就在韶山毛氏的字辈谱中的第14辈。字辈谱表示了家族内部的角色差别和地位等级。辈分高的成员享有相应的尊荣，比辈分低的人说话有分量。字辈谱的管理绝对从血缘系统上“论资排辈”，在这种传统观念面前，一切标志社会关系的年龄、学龄、干龄、军龄、教龄等都不起作用。

    家谱。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保存和延续辈分等级的一种文化方式。它大致包括谱序、像赞、祖训、世表、世系表、字辈派语、家谱传记、祠堂制、坊墓、余庆录、五服图和义谱等。我国的家谱藏量丰富，据说达百万余部。它们散落在国内国外、城市乡村，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文化能量。它是维系家庭文化的经典，被称为民间的“二十五史”。

    家风。这是一种习惯法，由家族共同体世代沿袭，用以规范家族内部的行为和秩序。北宋著名爱国将领杨家将的一支后裔世居山西代县，数百年来，他们一直遵守着祖先流传下来的家风家规，培养了正直、善良、勤劳、勇敢的群体风尚，创造了亲密祥和的生活气氛，约束了家族内部成员的不良行为，维护了优良的家庭传统教育。现在的杨姓子孙已经和别人一样，要从民间故事和影视戏曲中认识杨家将了，但由于他们世代生活在英雄家庭的氛围中，至今还为自己出身杨门而自豪。  

    人生仪礼。按照中国民间的传统习惯，在一个家庭成员的幼年、成年和老年等不同人生阶段，要分别举行诞生礼、成年礼、婚礼、寿礼和葬礼。未通过仪礼的人，不能算做正式的家庭成员，也不会得到社会的承认。它是家庭成员获取社会认同资格的一种文化制度。

    家庭的亲属成员总是有限的，家庭要承担它的社会义务，消解它所承受的社会压力，还要与其他熟人关系相结合，形成一个社会关系网络。与家相比，这个网络是一个强网。在中国以往的传统社会结构中，家庭关系与地缘关系相结合，就能形成这个强网。家庭关系与地缘关系的结合体，又称家族共同体，它有以下两个主要的文化功能：

    血缘凝聚力。家族共同体中的宗姓首先是血亲家族的符号。家族内的每一个家庭按照父系的血缘认祖归宗，单系传递。它排斥血亲内部的婚姻，以发展严格的家族体制，维持家庭的伦理秩序。家庭中的女性成员虽被冠以宗姓，但她出嫁后，她的后代随从外姓，以表明血亲系统与姻亲系统的主次关系。外姓移居入一地方社会时，在自己亲戚少的情况下，有时通过与原社会内部的大姓认干亲的方式，寻求社会关系网络的保护。他们管这些大姓人家或叫“舅舅”，或叫“义父”，世世代代执晚辈之礼。干亲之间经常走动，逢婚丧嫁娶、贺生祝寿、建房盖屋、年节岁时礼尚往来，“亲帮亲”、“邻帮邻”被看做是情理之中的事，各姓家族之间都感到有了依靠。

    地缘凝聚力。家族共同体的情感归属离不开特定地域。在农耕社会中，人们的定居生活必须以土地为基础。有了土地，他们才能落地生根，才能缩短两次生育之间的周期，繁衍人口，提高生产力。对家庭来说，共同的土地资源是他们分享生命快乐的依据，是养育所有定居家庭的同一条血脉。

    家族共同体的地缘合作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产互助。如实行无报酬的劳力和畜力支援，在地多人少与地少人多的家庭之间开展换工互助，以保证春种秋收不违农时。二是生活互助。云南哈尼族的葬礼在出殡当天，全村人要停止一切生产劳动，坐家陪丧，举村致哀。河南的许多乡村至今还保留着生活资料的互惠原则，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两村免费互赠自己的农副特产，以调剂余缺，改善关系。三是在公共地的建设上实行基层民主制，用以维护村民的共同利益。所谓公共地，包括传统聚会空地、路口处、公用道路和水源地等。在公共资源缺乏的乡村社会，人们更加坚持村落民主自治。在山西霍县和洪洞县的“四社五村”，人们爱惜公共水源地的程度远胜顾惜家族的面子。村落间互称“老大”、“老二”、“老三”和“老四”，宛若四兄弟，比亲人还亲，这种关系已保持了一千多年。按照他们的内部规矩，家人的关系可以破坏，但地缘关系不能破坏。这种地缘联盟能缓解家庭的内部矛盾，也能应付外在自然界和社会的压力，能量很大。

    家族共同体在精神信仰上的层面更复杂，往往能够超越地方社会，带有民族共同体文化的色彩。信仰拥有一个共同祖先的人们，还会以某一传说中的同一祖先为祭祀对象，定期举行祭祖活动，巩固地缘情感，教育后人热爱家乡，增强本土文化意识。目前国内祭者如织的黄帝陵、太昊陵、大禹陵等都被看成这种圣地，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港澳同胞、海外华侨来到这里，祭祀祖先，表达他们的故园之思。

    过去由于贫苦、战争、疾病、流徙、社会动荡等原因，中国人很难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用某种历史建筑物或长期遗留的物化遗产来纪念一个家的存在，可是他们的顾“家”情感却是世界闻名的。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很强，又不依赖于丰厚的物资资源，主要是通过精神行为传承来创造对家的文化记忆，这成为区别异文化的一个特点。甚至可以说，凡是中国人总会怀有认同家庭的共同意识的，这是他们永久无悔的精神文化纪念品，是一种深沉的历史意识，也可以说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它很抽象，但也很具体，因为它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情感、文化背景和传统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的家庭文化事象，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它能凝聚人心、管理国民和教育后代。

    2．社区组织的文化互动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不同地缘的家族组织往往结成社区群体。他们以某地方的圣地或社区农资集散地为中心点，以若干相毗连的自然区划为范畴，形成历史上较大的社会活动。比起家族组织和地缘组织，这种社区活动在更大的范围内带动了中国传统生活文化的发展。

    (1)社区与地方圣地的活动

    我国各地都有一些传说中的神仙、圣贤所在地，在它们周围，都有一个神话群，一种能聚拢远近人群的“文化意识”，一伙能操持本地民事的热心组织者，和一种能预期引导地方文化舆论的戏曲或其他民间文艺表演。特别是华南、华北一带的大庙会，都有这种性质。他们的活动有以下特征：

    对神仙、圣贤所在地的崇拜。北京西郊的妙峰山自明清以来，吸引了京畿地区众多的村社组织前来朝圣。据1925年北京大学教授的调查，当年到妙峰山的民间香会组织就有99个，香会的名称有“乐善俊山清茶圣会”、“南道水泉降香粥茶老会”、“公议呈供献盐圣会”、“万寿善缘缝绽会”、“永佑平安绳络老会”、“天津公善汽灯会”等。他们朝拜的神灵是碧霞元君。负责表演的各路班社称花会。花会又分两种：一种是香道会，不用人请，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至十五逢碧霞元君祠开庙时，自动上山进香演出；一种是局会，必须下帖子方能出山。演出的节目有五虎棍、地秧歌、中幡、狮子、扛箱、旱船、云车、竹马……其套路、顺序和地点都严守规矩，显示了庄严的仪式性，不比寻常娱乐。整个朝拜活动由一个民间组织指挥，叫某某会，下设会首一人，管事四五人。他们募集钱物、摊派差事、颁发会启、陈设仪仗，处事井井有条，把整个区域信仰活动安排得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交换农副产品。地方圣地的群体活动，有时也并不完全是庆典祭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商品交换的需要。在福建建瓯县厚山村一带，山峦起伏，交通不便，人口稀少，长期以来，当地举办的“三圣公王”庙会与社会组织联系密切。庙会长达十天，可把沿溪流散落的各村村民吸引到一处前来参加庙会庆典，同时利用朝溪的门面和大路做物质交换的场所，使庙会与商品交换的集市结合在一起。集市的商品，有盐、铁器、农具、布匹、茶叶、木竹、药材、米、油等生活日用品和生产必需品。购物的农民遍布附近二十多个姓的家族。他们平时散居在厚山村沿溪分布的细长村落上，难得一聚。在每年一度的庙会上，他们可以一道朝圣、一道购物，实现各村的参与感，使大家在思想上结成一体，这种情况，就不是某一村社组织所能做到的。

    赌胜。我国各地的区域活动中都有一些赌胜的内容，如触摸某寺庙山门前的某一动物形状或形态殊异的一小块建筑物，表示能得到一种定向的神赐。它的实质是打赌，碰运气，刺激人们从感官上接近神、共享神佑的愿望。赌赢了，人们说神灵；赌不赢，人们也不说神不灵，这表明人们知道这种活动的传统意义是什么，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衡量它。

    吃喝。食品主要是地方风味小吃。换句话说，许多地方小吃的食谱和饮食传统都是在社区组织的活动资料中被保留下来的。北京的炸灌肠、面茶、艾窝窝、茶汤、扒糕、炸丸子、豌豆黄、炒肝、马蹄烧饼、爆肚、荷叶粥、水晶肉、芸豆饼、白水羊头、卤煮火烧等，都是常见的庙会饮食。在这种场合下出售饮食，与平常的商店售货不同，它不但要求物美价廉，而且要有民俗特色，比如讲究字号，工具和卖起来的动作也要地道。像北京人逛庙会爱喝的茶汤，是用炒熟的糜子面，佐以核桃仁、花生仁、芝麻等磨成粉状的果料，开水冲沸而成。正宗的茶汤用大铜壶盛装，大铜壶的大小，像一个小水缸。铜壶以紫铜为胎，壶腹中有一个煤球炉子，炉火燃旺后，开水就翻滚起来，热气腾腾。卖茶汤的师傅一手拿碗，放在距壶嘴四五十公分处，一手搬动壶把，开水喷射出来，不偏不倚正好冲到碗中，再把握壶的手慢慢松开，水柱也就渐渐不流了。这种茶汤的醇香、卖家动作的优美，都极见功夫。

娱乐。鲁迅小说中的江南社戏，北京郊区的妙峰山花会，社会学家李景汉等搜集的定县秧歌，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吴晓铃先生研究滦州皮影戏，都有娱神兼娱人的功能。看戏，是人们乐此不疲的一种活动。

    (2)社区文化互动的历史价值

    社区文化活动可以跨越多民族的界限成为一个地方社会的共同活动。北京的妙峰山、白云观、东岳庙等的进香活动就是例子。这个信仰群体至少包括汉、满、蒙、回、鲜等五个民族的成员，他们的共同活动历时几个世纪而生生不息。

    社区文化活动可以保持各地方、各民族的文化特质。西北甘肃土族的文化活动，受到汉族、裕固族、东乡族等周围多民族文化的影响，但仍保持着自己重农务实的文化特色。

    社区文化活动可以保持地方文化遗产。社区活动的性质—般是超现世的，因而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现世的世俗利益，把含有信仰意义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产品保留下来，使之遗产化，而不进入商品系统。上述各种文化事象的传承皆如此。

    三、中国日常生活的文化习惯

    在中国的日常生活文化中，有许多可以总结的东西，经过变型发展，能为现代生活所继承。归纳起来，它们大致有以下几点：

    1．血缘社会的礼俗美德

    血缘社会的文化以血缘家族共同体为基础，结合地缘关系和社缘关系，形成集体观念和行为事象。它维系个人与群体、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关系，提倡祖宗观念、孝养观念、家庭观念和乡土观念，营造亲睦祥和的气氛，培养善良、正直、奉献的人格风尚，对形成中华民族优秀人文文化曾起到积极作用。

    2．人情社会的公益传统

    中国人的日常文化观中的一些公有共享的文化要素，在经历了后世社会的淘洗之后，依然保存下来。在一个长期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里，在一个缺乏现代沟通的文化环境中，这些要素超常地起到了凝聚民族成员的作用。它使中华民族富有同情心和牺牲精神，乐善好施、不计回报、有容乃大、慷慨方正。这种民族性格，值得珍视。

    3.耕读社会的奋斗精神

    儒家赞美土耕、尚贤举才的思想，由于适应中国农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水平，因而对上、下阶层的文化都发生了深刻影响。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寒士崛起，更塑造了中国人的读书心态和生活道路。在社会各阶层中，耕读成了一种社会理想，也成了一种进己途径，人人都可以有选择的机会和对前途的自信。它还造就了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奋斗传统，使他们蔑视社会等级、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满怀昂扬的自我意识、强烈的民族气节和奔放的爱国激情建功立业。这给中国文化带来了高亢、明朗、雍容、浪漫、从容不迫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