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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教育简史学习笔记晚清的文教指导思想

发布日期：2018-05-23 编辑整理：山东自考网【字体：大中小】【加入自考交流群】

一、晚清传统教育的衰败与人们的批判

晚清教育制度相当完备，但学校大多徒具虚名。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取消了“坐监”（即学生在校学习）制度，允许学生在寓所肄业，只须初一、十五到监听讲《四书》、《五经》即可。地方官学，“教官多不称职”，“月课渐不举行”[1]。学生入学读书，只为获取晋身做官的资格，毫无求学的愿望。各类学校“平日无人肄业”，空室空堂，书声无闻。各地各种形式的书院、私塾，倒是世人读书求学的真正场所，但其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主，方法多为注疏训达，死记硬背，且目的是应举，同样培养不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清代科举严格以十分呆板、机械的八股文为格式，内容多取自《四书》、《五经》及宋儒注，试题僵化、偏怪。由于世人读书的唯一目的在于应试中举，晋身官场，所以科举考什么、怎么考决定着学校教学什么、怎么教学。学校专教学生刻苦诵读理学家注《四书》、《五经》，仿作空疏烦琐的八股文，以应付科举考试，学校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关。同时由于学校无教学之实，学生到科举考试时便采用种种舞弊手段，或者干脆出钱买个监生、贡生甚至举人，弄虚作假，贿赂买通，学风颓废。科举已成为人才培养的严重障碍。

清末教育的状况，引起了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深深忧虑和尖锐批判。首先，他们主张改革传统教育。龚自珍指出，人才培养是国家兴衰的根本。而清末教育“弃才屏智”，空疏腐朽，培养不出经世致用人才。其结果，“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间无才将，库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2]，

全社会普遍缺乏人才。他批判科举制度“摧锄天下之才”，已到了“既穷既极”的末路。魏源对当时学校盛行的性理之学、考据之学提出批判，认为是“托玄虚之理”，“工骚墨之士”，而“以政事为粗才”，“以农桑为俗务”[3]，培养出来的人“上不足致国用，外不足靖疆国，下不足苏民困”[4]。他批评科举考试以八股文、试帖诗、书小楷为形式，无真才实学的弊端，主张“综核名实”。改革考试内容和方法。

接着，他们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龚自珍主张学习“西洋利器”以利中国，在《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建议林则徐效法西洋“修整军器”，“讲求火器”，以武力抗击外侮。魏源著《海国图志》，明确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认为，“夷之长技”包括军事和民用两方面。军事方面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5]民生方面，诸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锥、千斤秤”[6]等技术。他还介绍了西方议院民主选举制度的做法：“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7]龚自珍、魏源对传统教育制度的批判和对学习西学的提倡，对于打破当时“万马齐喑”局面和思想启蒙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西学东渐与早期教会学校对传统教育的冲击

从明朝末年起，西方近代文化思想、科学技术(简称“西学”)就开始在中国传播。19世纪初，宣传西学的学校开始在沿海和内陆出现。1818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开办英华学堂，用中英文进行教学，宣传基督教。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朗在澳门开办用中英文教学的马扎逊学堂，课程除宗教外，有中文、英文、算术、代数、几何、生理学、化学、历史、地理等。该校是我国本土出现的第一所教会学校。鸦片战争后，凭借不平等条约，西学加紧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渗透。1843年，香港英华学校成立。1844年，英国女传教士爱尔德赛在宁波创办女塾，课程有圣经、中文、英文、算术、缝纫、刺绣等。该校是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教会女学。继后，各国教会组织和传教士纷纷来我国设学。整个晚清时期，大小教会学校达数千所，学生数万人，形成了全国性的教会学校网。[8]早期教会学校一般程度较低，规模很小，但其课程已极大地突破了传统初等教育学校课程的局限。

伴随教会学校的开办和发展，分设不同学部和年级的西方近代学制也输入中国。1877年山东登州文会馆将小学升为书院，设置备斋、正斋两个学部，修业年限分别为3年、6年；实行课堂化的班级教学；开设较完备的西学课程（如宗教、数学、物理、化学、世界历史、世界地理、心理学、逻辑学、政治经济学、近代实用技术等）；建立理论实验室、开辟教学工场等。这种两部九级的学制划分和课堂班级教学以及近代课程体系已具有近代学制的雏形。

西方传教士在办学的同时，还办起了出版印刷机构，出版印刷学校教科书、科技书籍，传播西学，范围涉及宗教、数学、科学（包括天文、地质、化学、动植物、测量、医学）、历史、地理、语言、音乐等学科。如1843年英国人麦都恩在上海开设墨海书馆、1844年美国传教士在澳门创办美华书馆、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创办美华书馆，1864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在山东登州创办文会馆、1877年第一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通过成立于上海的益智书会、1887年英国传教士韦廉臣创办于上海的同文书会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出版印刷机构，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西学传播中心。

西学的传播及其文教机构的普遍建立，其目的在于“给入教的学生以智慧和道德的训练，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先生和领袖”[9]。正如1890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防济所说：“我们的教育机关正在训练着未来的领袖和司令官，他们在将来要对中国同胞施加最大和最有力的影响。”[10]其作用，不仅负有“破坏性的使命”，而且也不自觉地具有“建设性的使命”[11]。教会学校不仅严重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加速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崩溃和瓦解，而且作为一种与近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文教制度，充满勃勃向上的生机和活力，反衬出传统教育的腐朽落后，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建立提供了直接的参照系，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三、“中体西用”文教指导思想的萌芽、提出和系统化

“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称。中学指中国固有文化思想（主要指经史之学和纲常名教理论）及其教育制度；西学指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及其文教制度（包括西文、西艺和西政等重要内容）。体、用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基本范畴，“体”指根本或原则，“用”指形式或应用。“中体西用”是指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为根本，以学习西学为中国所用。中体西用的提出和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早些时候，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就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12]的主张，要求在坚持“中国智慧，无所不有”的前提下，学习西方近代先进科技文化，“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13]。在这里，中体西用已见端倪。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1861年在《校那庐抗议》的《采西学议》一文提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4]的观点，初步勾勒了中体西用的理论框架。洋务派面对中国“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明确认识到不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之“末”，就难保中国伦理纲常之“本”，竭力推行中体西用的基本。如李鸿章既强调“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上”[15]，又惊叹列强“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元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16]，故主张在“变器不变道”思想的指导下坚决效法西方，大力兴办洋务。1895年4月，沈寿康在其主笔的《万国公报》发表《救时策》一文，指出“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首先明确了中体西用的提法。几乎与此同时，吴之债在《上张香帅请设中西学堂书》中指出，拟办学堂之所以名“中西学堂”’。就是为“创‘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冀开海内风气”[17]，也明确了中体西用的表述。稍后，管理书局大臣孙家鼐在关于开办京师大学堂六条意见的第一条中提出：“中国五千年来，圣神相继，政教昌明，决不能如日本之舍己芸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日后分科设教，及推广各省，一切均应抱定此意，千变万化，语不离宗。”[18]上述“立学宗旨”，似表征着中体西用思想已趋向系统化。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之洞撰成《劝学篇》，该书全面系统地概括了中体西用思想（详细介绍见本章第六节）。“中体西用”成为日后清政府制定新学制的指导思想，如张百熙等人1903年在《重订学堂章程折》中提出：“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而后以西学渝其智识，练其技能。”[19]“壬寅一癸卯学制”都贯穿着“中体西用”根本精神。

中体西用作为晚清教育的指导方针，一方面，推动了近代教育的改革和催发了新式教育的产生，清末新学制就是中体西用的产物；另一方面，迎合了当时国民普遍守旧、难以承受剧变的心理，坚持以固有传统文化为本，未能从根本上触及传统教育制度，从而对中国教育近代化起着一定的阻碍作用。

[1] 《清史稿·选举志》。

[2] 《龚自珍全集》，第319页，中华书局，1959年。

[3] 《魏源集。默觚》，中华书局，1976年。

[4] 《魏源集。默觚》，中华书局，1976年。

[5] 《海国国志·筹海篇》。

[6] 《海国国志·筹海篇》。

[7] 《海国图志·外大西洋美利加洲总叙》。

[8]据《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I4页引《新教育》第5卷第4期载文统计，到1889年，天主教和基督教会在中国办的学校总数为2000所，学生约4万人。

[9] 《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1890年》，上海英文本，459页。

[10] 《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1890年》，上海英文本，459页。

[11]马克思：《不列项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